一张老地下党的书单
发表时间:2014-10-20   来源:东方早报

 

 

  陈启懋,1929年12月生于上海。早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学生运动。曾先后任中共地下党组织南洋模范中学支部书记、暨南大学总支部委员、交通大学总支副书记。1949年10月后任中共交大总支书记。1951年起从事青年工作,曾任共青团上海市徐汇区团委书记、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青年联合会主席。1981年至1991年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1987年1月被评为研究员。曾长期兼任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副主席。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顾问、教授,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

  陈启懋先生的书桌下,压了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和一张小小的马克思头像,上面写着“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这两样东西,成了老爷子人生的两个缩影:早年加入地下党闹革命,晚年埋首书丛研究国际问题。对他来说,与读书相伴随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革命。不过,对他乃至包括他在内的整整一代人而言,读书与革命很多时候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始终缠绕着他们。问题的答案,既要向读书中寻,更要向革命中寻。

  陈先生读书的记忆,要追溯到遥远的上世纪四十年代了,那还是他念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学生还不得不读日文,“学校里空气极度沉闷,夹杂着恐惧情绪”。家里有一本《精忠岳传》,他看了好几遍——当时他最崇拜的民族英雄就是岳飞。当然,还珠楼主的小说也很受欢迎,“因为读了解气,痛快”。

  真正的启蒙教育来自父亲,更准确地说,来自父亲介绍的读物。为了让陈先生考个好高中,他的父亲把公司里堆积的一批旧的《中学生》杂志弄回家来给他看,“父亲认为这些杂志可能对我考高中有帮助”。杂志出版于三十年代,编者是夏丏尊、叶圣陶,作者则有茅盾、巴金、冰心、金仲华等——末一位是当时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陈先生说,他就是从这些旧杂志中接受了“五四”时代“民主”和“科学”的启蒙教育的。也是从那时开始,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到了念高中的时候,他每天步行三刻钟去上学,把家里给的车钱省下来,到旧书摊淘要看的书。孙中山、蒋介石的书他读,邹韬奋的苏联游记《萍踪寄语》他也读,这是他第一次对苏联有点印象。而真正引导陈先生成为地下党、走上革命道路的,是当时的禁书:《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都是秘密印制的,封面印着“灯塔小丛书”的字样,一本一本,小小的。这些,自然都是书房的珍藏。

  陈先生最遗憾的是,年轻时对社会主义理论学说只有最粗浅的了解,后来忙于工作,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一出版陈先生就赶紧买了回来,却一直无暇深入研究。真正投入地阅读、思考,已经是他晚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之后了。现在的陈先生又多了一个关键词:反思。除了像过去那样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他还要思考这个革命的中国,究竟是怎样一路走来的。这可是个大课题,陈先生说,他得抓紧。

  看到夹满纸条的《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文选》,忍不住问陈先生看不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陈先生笑着答说:“我全部看完了。”不过他又补充了一句:“电视剧也只是电视剧。”

十问Q&A

  Q:您是否知道自己有多少藏书?

  A:过去很多。现在我每年都在往外捐书,只留要查的书。

  Q:您记忆中自己买的第一本书是什么?

  A:大概是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

  Q:您最近买的一本书是什么?

  A:人民出版社出的《苏联史》和《苏联真相——对101个重

  要问题的思考》。

  Q:一般以哪种方式买书,逛书店还是网上购买?

  A:都有。现在精力跟不上了,都是托人帮我买。

  Q:您每月大概花多少钱买书?

  A:现在少了。一两百元吧。

  Q:您手上正在阅读的是什么书?

  A:《邓小平文选》。因为要写文章。

  Q:看书时候的最佳佐料是什么?

  A:古典音乐。

  Q:您平时阅读,网络和纸面的比例是多少?

  A:纸面居多。常看看电子邮件里别人传我的文章。

  Q:有没有一本书,是每年都要拿出来读一读的?

  A:《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

  东文稿》《邓小平文选》。都是写文章必备的书。

  Q:如果让您一个人只准带一本书去一个地方,您会带哪本?

  A:带本小说吧。我刚刚读完大部分莫言的小说。(摄影 雍凯 撰文 郑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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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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