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居干校不忘读书 步入杨绛先生的书香世界
发表时间:2016-07-27   来源:光明网-《中华读书报》

  两个月前,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先生在京病逝。先生以105岁高龄悄然告别人世,全国广大读者陷入悲哀。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们仨”,终于团聚了。

  在我看来,纪念杨绛先生的最好的方式,无疑是读她的作品,接受她的作品的熏陶与精神洗礼。

  今年书博会的“年度致敬人物”选定为刚刚去世的杨绛先生,而杨绛先生终其一生,是完全担当得起这个称号的。

  这里我们打算以很短的篇幅,走进杨绛先生的精神世界,领略杨绛先生的书香生活。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到新千年面世的《我们仨》,再到晚近之《走到人生边上》,杨绛先生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大家风格,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但在对文化昆仑钱锺书的一片喝彩声中,惟听夏衍发出过“你们捧钱锺书,我捧杨绛”的声音。正是为了回应夏公的这一呼吁,我写作了《杨绛传》。我在写作这部关于杨绛先生的传记时,深切地体会到杨绛先生对读书生活的情有独钟。

  “饱蠹楼”里“饕餮”之徒

  杨绛先生与钱锺书先生都耽于读书,是出了名的“读书种子”,对于他们来说,读书已经不是职业所需,而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撑点。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杨绛先生随丈夫钱锺书先生远赴英国留学。刚在英国,钱锺书先生由官方为他安排停当,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而杨绛先生则接洽入学事宜。她打算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学额已满,要入学,只能修历史。这显然不合杨绛先生的心愿。她曾暗想:“假如我上清华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说不定我也能写出一个小剧本来,说不定系主任会把我做培养对象呢。但是我的兴趣不在戏剧而在小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造化弄人,只觉得很不服气。既然我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锺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

  牛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坐落在伦敦西北泰晤士河上游的牛津城。她成立于二世纪下半叶,这里云集了众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我国知名学者吴宓曾在1903年10月至1931年在此进修,他在《牛津大学风景总叙》一诗中,赞叹牛津大学是读书人最理想的读书地方:“牛津极静美,尘世一乐园,山辉水明秀,天青云霞轩。方里极群校,嶙峋玉笋繁,悠悠植尖塔,赫赫并堞垣。桥屋成环洞,深院掩重门,石壁千年古,剥落黑且深。真有辟雍日,如见泮池存,半载匆匆往,终身系梦魂。”

  此“终身系梦魂”之地,是钱锺书先生与杨绛先生选择牛津作为自己留学的第一站,是否受吴宓这位师长的影响呢?这倒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创立于1314年的埃克塞特学院,在当时是牛津大学的二十六个学院之一,其在牛津学院的创建史上位居第四。两年的留学生涯,使钱钟书和杨绛体验到牛津大学谨严与保守的校风。最使他们得益匪浅的则首推学院的图书馆。

  牛津大学拥有世界上第一流图书馆,名叫博德利图书馆,钱钟书将其戏译为“饱蠹楼”。这里的藏书远远超过国内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1611年,英国书业公司就承担了把各种新书(包括重印书)都免费送一本给这个图书馆的的义务。它还收藏了许多中文书籍。

  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在此如鱼得水,除了听课之外,差不多把业余时间全部泡在读书上面。他们借来一大堆书,涉猎包括文学、哲学、心理学、历史等各种图书,固定占一个座位,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并作了详细的笔记。一副饱学终日、乐此不疲的模样,令人神往。杨绛在这里的旁听和阅读,有力地充实了自己的知识素养与外语水平。不过杨绛还有另一层想法,她认为,在当时“牛津的学费已较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我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锺书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这样一算,他的公费就没多少能让我借光的了。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我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那时候没有降压的药。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牛津的生活很安逸,杨绛先生因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她从前还没享受过这等自由。她在苏州上大学时,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坐拥书城,充分满足了她对书籍的“饕餮”之欲——在这里杨绛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杨绛先生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她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幽静。

  杨绛先生为自己定下了课程表,一本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惬意地读书,人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一对“读书种子”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先生、钱锺书先生和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年下半年杨绛夫妇应聘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杨绛、钱锺书先生初到清华时,清华的接管、恢复和改造工作正在进行中。他们夫妇俩担任外文系教授,教学任务并不繁重,难于对付的却是一场又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议,因而他们赖以生存的读书生活受到影响。

  对此,钱锺书先生在给友人、著名报人黄裳的一封信函中表露了这层不理解的意思:“北来得三晤,真大喜事也。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归途忽获一联奉赠(略)。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馀地。兄笔挟风霜,可爱亦复可畏(如开会多、学生于文学少兴趣等语请略)。”这信写于1950年1月末。在此之前,黄裳先生曾去北京采访,专程到清华园钱氏夫妇的寓所,亲眼目睹了这对教授夫妇静夜攻读的情形:“住在清华园里的名教授,算来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钱锺书。第二天吴晗要赶回城去,因此我就把访问安排在第二天的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我找到他的住处,他和杨绛两位住着一所教授住宅,他俩也坐在客厅里,好像没有生火,也许是火炉不旺,只觉得冷得很,整个客厅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了一张挺讲究的西餐长台,另外就是两把椅子。此外,没有了。长台上,堆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夫妇就静静地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是我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个典型的夜读的环境。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在这时来访,高兴极了,接下去,就是快谈。”

  当时,杨绛、钱锺书先生除了上课、办公、开会之外,可说是深居简出,晚上的空余时间,对他们来说,是辛勤耕读的好时光,他俩不愧是一对“读书种子”,用人类文化精华不断充实着自己。

  新中国以后,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在繁忙的政治学习之余,杨绛先生还是十分向往平静的书斋生活,她毕竟是研究员嘛。上世纪50年代后,她写过几篇有关外国文学的长篇论文,但遭遇令人心寒。杨绛先生对人曾说过,“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锺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锺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锺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锺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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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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