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的圆满
发表时间:2016-05-31   来源:中国艺术报

杨绛先生伏案身影

杨绛先生赠本文作者于慈江书并签名

    (一)

 

  杨绛先生这回真的走了——整整105度春秋,一段既漫长又短暂、既非凡又普通的年华!

  虽然甫一进入5月下旬,几年前偶然写过中国国内研究杨绛其人其作第一本学术专著《杨绛,走在小说边上》的我,就为此而一直在被动地接受全国各地媒体的各种采访——微信、电话或摄像采访,但内心其实是并不愿意面对这一可能到来并最终这么快就到来的现实的。

  虽然杨绛先生已经克服和登临了人之为人的许多难度和高度——这正是人们一再向她老人家致敬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但显然大家仍然希望她继续无止境地克服难度、登临高度,而愿意一厢情愿地忽略脆弱的人生终难逾越的那些限度。

  好在理智和常识也告诉我,告诉大家,杨绛先生人生之圆满其实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几乎所有人(当然也一定包括她本人)的预期。她的绝尘而去可谓从容之至,款转之至,特立独行之至,远非不得已的解脱或不舍可以描述或量度。

  最值得一提的或许是,在最后这不到20年的向晚时光里,凡事讲求亲力亲为的她老人家已经稳扎稳打、针脚密实地完成了为“我们仨”打扫战场的艰苦任务:替女儿钱瑗补写完了人生随笔《我们仨》;替老伴儿钱锺书先生出完了全部的中外文笔记;替自己的小说《洗澡》续完了《洗澡之后》,甚至连通常身后才会问世的《杨绛全集》,竟然也都亲自参与编订并提前于2014年出版了!凡此种种,堪称功行圆满。

  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为杨绛先生拊掌庆幸才是。而她这最终的飘然远引,也才轻灵超然、干净利落、一派祥和地不那么让人过于悲伤或懊丧。

  (二)

  一个人在成名成家之后,在得享大名、受人景仰之余,便往往难免求全之毁与不虞之砭。譬如,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论调就认为,杨绛和钱锺书这对学者兼作家夫妇一生洁身自好有余,挺身而出不足,没有承担起知识分子的济世抗恶之责,愚弄或辜负了读者大众的期许、家国时代的托付。但按我朴素的逻辑,杨绛先生的立身处世态度其实是宁弯不折,钱锺书先生也是,而更多的人像翻译家傅雷夫妇等则是宁折不弯。两种都是人生的大境界,都是知识分子良知的表征、精神质地的映射,也都值得人们看齐与尊敬。

  尽管如此,值此向在仙逝的路上渐行渐远的杨绛先生挥手惜别之际,为了最大化地领受杨绛和钱锺书两位先生留下来的宝贵精神遗产,我们还是不妨在此把逝者为大、为贤者讳的古训暂时轻轻搁在一旁,郑重其事地派几句先生的“不是”。

  正如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曾经指出的那样,“我们仨”这一书名不仅仅表达了由杨绛、钱锺书和钱瑗三个人所构成的一种简单的家庭关系,更喻示了他们三个人非同一般的血浓于水与感情维系。三人之间的这种挚爱之情形成了一个紧致圆满的圆或环(钱瑗的小名正是“圆圆”或“圆〇”),其间所产生的力量自足到足以抵挡外界的一切纷扰和击打。而这,体现的正是精神的连接、共生与力量。我想补充的是,这种深厚至极的爱及其所体现的精神力量正是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一书打动无数读者的内在因由与关键所在。

  但问题或许也恰恰就出在这里——这个家庭是比较原初小巧、比较精致简约,但真的到了满眼之下,仅仅只有“我们仨”的地步了吗?姑不论其他的亲缘关系,单是钱瑗本人,就曾经有过两段婚姻。一句“我们仨”就把与之相关联的一切轻轻切割掉了、屏挡掉了、净化掉了,也多多少少把不解和困惑留给了不明就里的读者。

  这个意义上的“我们仨”似乎可以构成一个象征——杨绛与钱锺书先生作为高人雅士固然一向恬淡冲谦、与世无争,但与此同时,也从来都如封似闭,不免有拒人于千里之外之嫌。或者说,“我们仨”这三个朴实亲切的字眼儿固然浸透着无尽的温馨与爱意——杨绛和钱锺书、钱瑗三名家庭成员互相之间的浓情厚爱,却也满是隐隐约约又无处不在的疏离感——对“我们仨”之外的人际与世界的戒备与疏离感。

  这种疏离感有时体现为活得有些不免过于强势,过于端着,过于用力,有时则体现为很多人都能感受得到的太过洁癖,太过爱惜羽毛,无视“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

  且看三个小例子。

  其一是,从小说《洗澡》到《洗澡之后》,杨绛先生把一对儿普通人的恋爱写成了一尘不染的精神恋爱且写到了极致,乃至到了不食人间烟火、无法在尘世安顿的地步。而许彦成和姚宓两个完满人格在小说《洗澡之后》里的最后的结合作为一种善意的布局与安排,虽然满是杨绛先生的青睐与温抚、祝福与呵护,也便终归显得没有依托,无法落到实地,也便显得多少有些一厢情愿,类乎小朋友过家家了。

  其二是,为了鼓励青年人和大学生养成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的习惯,晚年的杨绛与病榻上的钱锺书先生商量决定,将两个人全部的版税收入捐给清华大学,捐给“好读书奖学金”。然而,两位先生或许出于谦逊与低调,或许出于清高和脱俗,却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用“我们仨”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为这个大有意义的奖学金冠名。其实,就事论事,为了这个奖学金能长长远远持续下去,为了能将这个奖学金的意义与价值更明晰地昭显出来,也为了表达对捐助者心意的永远的纪念,这个奖学金实在应该改成“锺书奖学金”——这一直都是我久蓄于心的一个念想。这样做既不乏纪念意义,又弥足自洽(“锺书”即“钟书”,即爱书,即用情于书,即好读书),也可避免人们对“好读书”之“好”(hào)的误读,还因为省去了钱锺书先生的姓而淡化了人名的意味,很大程度上贴合或顺应了二老的低调。

  其三是,为了避免身后对自己作品的选择与安排失控,杨绛先生推开惯例,强势地选择在自己生前出版一般都是在一个作家身后才会推出的个人作品“全集”。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或一名作家,我们当然无法不理解杨绛先生的用心良苦,但我们也同时明白,杨绛先生的作品作为精神遗产,绝不仅仅属于杨绛先生本人,更属于全体读者,整个人类。2014年出版的《杨绛全集》由于杨绛先生的掌控,无疑过于“干净”了——不仅没有包括很多被删去的作品,也没有纳入对研究杨绛其人其作至为宝贵的书信和日记。这样的“全集”无疑存有很大的欠缺之憾,不成其“全”。

  圆满绝不仅仅意味着将尘俗之扰切割净尽,绝不仅仅意味着让自己不留下无法控制身前身后局面的遗憾,圆满也意味着、更意味着尊重历史细节的本真、驳杂和原初状态;圆满绝不仅仅意味着尊重一名作家的心愿和意志,圆满也意味着、更意味着尊重广大读者的心愿和意志——说到底,作家的生命活在他或她的作品里,而他或她的作品则活在一代代读者经年累月的阅读里。(于慈江:文学与经济学双博士、MBA,现为诗人、译者、文学评论家、审读审译专家,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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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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