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鹤:上海的旧洋书
发表时间:2013-01-04   来源:新闻晚报

  买书是正常行为,但过度买书就有点不正常了。我就是属于那种不正常的人,做梦也想买到好书。现在书店少而买书的人多,于是好书不大买得到了,只好忆旧思甜,聊当画饼充饥。

  上海解放前就是国际大都会,华洋杂居。洋人自然需要洋书——洋书一词中国不大用,在日本却是正式词语,懂洋文的中国人也需要洋书。过去别发洋行新旧洋书都卖,就开在今和平饭店西头不远的南京路上。但我们生得晚,自然见不着。等到我长居上海的时候,外文书店只有一家,一直就在福州路上。其旁边有一家附属的外文旧书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就经常往那里跑,买到当时不算太希罕,今天却绝对称得上好书的西洋书与东洋书。

  那时候书价低,但收入也低,一本难得的《和英语林集成》第二版,1872年上海美华书馆印刷(其时上海印刷技术在日本之上,所以千里迢迢送到这里来印),我只花了四块钱。这本书的系列版本是研究中英日语言接触的好材料,其中第一、二版在日本现在算是贵重书了,只要看讲谈社缩本翻印的1886年第三版也要卖1900日圆,便知其价值。当时糊里糊涂买下,也不觉得拣了什么大便宜,后来才知道,将feudality译作“封建”,就首先见于我买的这本日英辞典。真算是被我拣了个大便宜。不过当时月工资只有五十多元,四元一本的书,不吃饭也只能买十来本而已。所以上了十元的书,就非要踌躇再三才能买下。当时还用着外汇券,有一次看到橱窗里摆着一本晚清的英汉辞典,售价高达二十多元外汇券,根本就下不了手,一来是没有外汇券,二来即使有,也不能为此去掉大半个月工资呀 (当时一元外汇券抵一元以上的人民币,但具体黑市比例多少,也不记得了)。只好告诉内田庆市,一位来复旦中文系进修的日本青年教师去买了。内田与我一样有过度买书的毛病,他在中国进修一年的最大收获就是运了二十来箱书回国。一周只有七天,他至少要来福州路四趟。当然他也并不有钱,但先举了债再说。

  我在这间书店还买了不少其他好书,如《世界地理风俗大系》初版的中国部分两个分册与“满洲国”分册。里头有大量的珍贵图片。日本人喜欢做“大系”,此大系全套与零册今天在日本也还有得买,并不特别珍贵,但却颇有参考价值。因为去的次数多了,与营业员熟悉,他们有时也会帮我留神一下好书。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悔的是当时看民国时期出版的英文书不起,基本上不买。只挑晚清的买。也因此失收一些难得的书。虽然爱书的人视旧书店有无限风光,但书店的经营者并不这样看。外文旧书利润不高,占去福州路一个好店面并不划算,于是后来就迁到福州路山东路口去了。这时好书相对少了,因为货源越来越少。但只要常去,这里也还有漏可捡。有一次就买了一本周策纵签赠茅盾的《TheMay 4thMovement》,1980年第五次印本,而签赠日期是1980,6,27于威斯康辛,应该是一出即送了。当时工资涨了一些,8元钱买到觉得很合算。其实书就摆在很容易看到的台面上,不知为什么没有人捷足先登。

  再后来,连这处店面也金贵了,于是又往偏僻处迁,这一下就迁得远些了,到了很小的盛泽路上。虽然店面很小,但书依然还是有。我在这里也还是买了不少书。最特出的是一部二十世纪初年的《汉俄字典》,两大巨册,开本比八开还大,因为太重,好像特意打了的——当时还算奢侈——运回来的。其时卖书的师傅觉得抱歉,因为开了500元的高价,但现在恐怕十倍其值也不止,不过问题还不在钱,在于如今看不到这样的书了。在这里还买到了《红楼梦》的头一个英文译本,在澳门出版的,自然是十九世纪的版本,但可惜只有上册,至今再没有碰到过下册。再再后来,连盛泽路的店面也保不住了,因为要建人民路过江隧道,该地属于“拆那”的范围。于是有一段时间上海不再有外文旧书店了。最后,终于在山西路又开了一家,那是个人承包的外文书店,但好辰光已经过去,店虽有而书则无——我要的书没有。几个月不去也没有关系,因为再不会有好书了。说到底,那只是二手书店,并非旧书店。在那里买到的唯一一部旧书是1912年版的翟理斯的《华英字典》,不过该书两个版本我原都有了,没有惊喜的感觉,再买一本就是为了今后与人交换我所没有的中外辞典品种而已。

  上海现在依然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会,却没有一家像样的外文旧书店,好像面子上很过不去。布达佩斯算不得大都会吧,其博物馆大街上六七家旧书店一字排开,虽然所售以匈牙利文书籍为多,但欧洲各语言的旧书也不少见,有一家店甚至有几大架全是德文旧书。书是文化的结晶体,旧书更是文化积累的体现,如果要提高上海的文化品位,我想,不妨先让上海有一两家——我们先不企望太多——像样的外文旧书店。(周振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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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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